申银优配古人吊丧如何送礼？一般是车马、钱财、衣被

前言：中国古代礼仪，作为贯穿国家、社会、家庭的血脉申银优配，影响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《古人的日常礼仪》以三《礼》为中心，结合《朱子家礼》，讨论以见面礼、成年礼、婚礼、丧葬、祭祀等为核心的古人日常礼仪。经出版社授权，第一财经节选第一章第一节，以飨读者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《古人的日常礼仪》

曾亦、陈姿桦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3月

中国素有“礼仪之邦”的美誉，这体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，有着一套非常繁琐的礼仪规范，不仅如此，通常还伴随着钱财的馈送和交换，这就是“送礼”。古人将礼物称为“挚”，认为有“执以至者”的意思申银优配，即亲自带着礼物到主人家，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厚意。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就记载了人们初次相见时送礼的场景。

先秦时的贵族有公、卿、大夫、士这几个阶层，士属于其中最低等级的贵族。当新晋升为士的贵族去拜访其他士时，必须准备礼物，冬天用死的野鸡，夏天则用风干的野鸡，双手捧着礼物，鸡头朝左，亲自登门拜访。客人进门以后，主客行见面礼，客人将礼物送给主人。等到他日主人回礼时，也是捧着先前客人带来的那份礼物，登门拜访。如果是士初次拜会大夫，虽然也是以野鸡为礼物，但主人不接受礼物，也不必登门回拜。如果是下大夫相见，则以大雁为礼物；上大夫相见，则以羔羊为礼物，其余礼仪都跟士相见一样。人们初次相见时尚且送礼，至于结婚、成年、燕饮、吊丧等场合，更是无不送礼。不过，所送的礼物及其数量，礼制都有严格规定，不得逾越，这样既能达到表达人情的目的，也不至于经济负担过重。

《礼记·檀弓》中记载了一则孔子送礼的故事：据说孔子有一次来到卫国，恰巧碰到孔子曾经下榻的某旅店老板去世了。大概因为之前的这份交情，孔子就进去吊唁了一番。吊唁完毕后，孔子出来让其弟子子贡解下所乘马车中的骖马，作为助丧的礼物送给主人。

古人吊丧时一般会送什么礼物呢？一般来说，主要有赗、赙、襚这三种东西。其中，赗是车马，赙是钱财，襚则指衣被。大概孔子此次吊丧纯属偶然，临时也没有准备礼物，所以就将其所乘马车上的一匹骖马送给了主人。

对此，子贡很不理解，说道：“当初您自己的弟子过世时，并未送马助丧，而现在这个死者不过曾经安排过您的住宿而已，您却解下骖马相送，这份礼物是不是太重了呢？”孔子回答道：“我刚才进去吊唁时，主人因为我的到来而哭泣尽哀，我也因此痛哭流涕。既然如此伤心，我怎能没有与之相称的表示呢？”关于孔子这种做法，后世许多儒家学者不能理解，认为孔子的哭泣是“过情之痛”，送的重礼则是“过情之赙”。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，孔子对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是不应该有这份深情厚意的，更遑论因此送了厚礼呢！

我们今天送礼，一般会觉得礼物越贵重越好，那么，古人会认同这个观点吗？荀子认为，圣人制礼，是“称情而立文”，即称量情感的轻重不同而相应制订不同的礼仪。按照这种说法，体现在送礼问题上，同样要求情感与礼物的相称。换言之，我与受礼者的关系越是亲近，情感越是强烈申银优配，礼物就应该越是隆重。若我的情感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礼物，则不免有“惠而不费”之嫌，甚至显得廉价和虚伪。

据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去世时，孔子“哭之恸”，较之为旅店老板“出涕”，显得更为哀痛。然而，孔子却没有送马，甚至当颜回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马车而为颜回置办外棺时，孔子还断然拒绝了。现在孔子却为了关系疏远的旅店老板，而以重礼相送，似乎不符合人情，也不符合圣人制礼的“礼意”或精神，这也难怪子贡对此不理解了。不过，按照当时哭丧的情形，我们并不难推测，孔子送马的这番举动，其实是有些被动的。最初孔子进去吊丧时并没有准备礼物，因为孔子与旅店老板毕竟只有一面之缘，礼节性的吊唁就足够了，却没想到主人非常看重孔子的到来，就哭得很伤心，面对这种情形，孔子出于“礼尚往来”的要求，也就尽哀而“出涕”了。既然双方如此尽哀相哭，感情的表达如此强烈，意味着两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于是孔子出门后，就吩咐子贡解下一匹骖马，临时作为礼物送给主人，以表达自己的哀情，否则，孔子吊唁时流露出来的那番哀情，就显得虚伪了。可见，孔子的做法完全符合“称情而立文”的礼意，换言之，强烈的情感必须有相应的重礼来匹配。

正因如此，我们就不难理解《檀弓》所提到的另一则孔子送礼故事：

有一个叫伯高的人，通过子贡而结识了孔子，不过似乎够不上朋友关系。后来伯高在卫国去世了，孔子也派使者带着礼物前去吊丧，而孔子另一个弟子冉求在使者未到之前，却预先准备了五匹帛、四匹马作为礼物，送给了伯高的家人。孔子知道这事以后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样就显得我对伯高不诚了。”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显然，相对于孔子送给旅店老板的礼，冉求自作主张以孔子名义准备的这份礼要重得多。问题在于，孔子与伯高的关系够不上朋友，又没有强烈的情感表现，按照“称情而立文”的精神，这份厚礼与孔子对伯高的情感是不相称的，这就显得孔子“不诚”了。后来，孔子在异地为伯高设了灵堂，而让子贡担任丧主，并吩咐子贡说：“如果前来吊丧的人是子贡的朋友，则可以答拜；如果只是伯高的朋友，则不用答拜。”孔子这番说法，足以表明他与伯高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的。

通过孔子两次送礼的事件，我们可以领会到儒家“称情而立文”的制礼精神。礼物作为人情的表达，应该恰到好处地表达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和情感状态，否则就会流于虚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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