聚富配资 “巨富长”街区的小老板们，如何在上海市中心扎根做生意

电视剧《繁花》展现了王家卫想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，意气风发的年代，资本与商业弄潮儿的人生际遇，引发人们的追忆与感叹。与《繁花》的热烈与写意形成比照聚富配资，描述上海核心街区社会图景的非虚构作品《九路口》，关注历史的同时更聚焦当下。

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选择记录的区域，和“巨富长”片区多有重合。“九路口”以长乐路和襄阳北路交叉口为中心，四个方向各走一个街区，南到新乐路，东到陕西南路，北到巨鹿路，西到富民路。六条马路，九个路口，汇成一个“田字格”。他们因写作计划观察这条路，从2021年6月持续至2022年末。

新乐路

上海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特色，在“九路口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里商铺密集，空间狭小，功能却很齐备，信息通透。作者将这里的商业生态比喻为 “亚马逊丛林”——以很小的面积聚集了一多半物种；很多动植物物种会在刹那出现，随即永远消失。

这是一个业态多元、新陈代谢极快的地方。

除了保罗酒楼的老板强强，书中人物大都是普通人，作者记录书写的就是上海市中心小老板们的故事。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岁月里，他们早年如何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？何以谋生？又怎样在一次次社会变动中费心经营自己的生意？在纷繁的线索中，作者尤其留心的是，时代变迁之下，个人命运转变留下的痕迹。

探入街区一扇扇门背后的生活

为什么选择了这个“田字格”街区？现在看来，这单纯出于偶然，“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在长乐路办公”，伊险峰说。2021年5月下旬，他与杨樱共同创办的《小鸟文学》编辑部搬到了长乐路的蒲园，因为在那里办公，便于展开观察，而且租约三年，“足够做很多事情”。

蒲园的老住户会向他们讲述那里的历史，细数住过的名人，比如汤恩伯、毛人凤、钱锺书、杨绛、靳以。在这个街区走访了一年多，到了书里，两位作者也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热心老街坊一样，聊了起来。

永盛里

出生于长兴岛的阿力，考大学时费了很大周折，又经历了与富二代的恋爱失败。后来因为帮明星李小璐代购了一双限量版Nike鞋，阿力意识到了“潮鞋”中蕴含的巨大商机，转而开起了潮玩店，一度在长乐路引领潮流。

家住襄阳北路的梁家，因为当年祖父用几根金条买下了一个“泡水店”，这个家庭已经在这里居住到了第四代。第四代小梁在地铁公司上班，他等不及老宅拆迁了，想着凑钱买一套新房。

“624Changle&公路商店”一度是长乐路上的“打卡点”，时髦人士和亚文化青年的聚点。老板英姐夫妇来自浙江衢州，1995年便到长乐路做生意，先是摆水果鲜花摊，后来做起了啤酒生意，风生水起。

因为英姐生意太好，让一品庄茶叶店老板莫先生不淡定了。这位前安徽六安某茶叶公司推销员于1998年在长乐路上开了一个茶叶店聚富配资，经营一直平稳。到了2021年，他破天荒地在茶叶店里摆上了一架子精酿和电子烟。

大部分店主一辈子守着一份简单的生计。变化更多发生在人口的增加上，后代出生，或者接来了老家的家人。“这背后是一个‘聚’的过程，一个个、一代代人聚在这里，才有了城市活力，”伊险峰说，“这个‘聚’的过程，就构成了文明，当然有‘聚’的过程，也会有‘散’，这是必然的。”

《九路口》不光写了很多人，还描写了大量的店招和店铺。店招比人更直接地反映出街区的变化，方寸之间展示出大量信息，包括行业变化、潮流、店铺的定位和店主的个性等。写街区的变化，谈论店招是个极为高效的方法。

作者对此饶有兴味，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察。有戏谑的吐槽：“一年以前琥珀字体标牌的‘风雅堂Magpie’终于不见了。琥珀是第一代文字照排时代的时髦字体，圆头圆脑，这位店主不但把‘风雅’和‘堂’坚持到2021年，而且还坚守琥珀字体，估计也是一个久经商场历练的固执的狠角色。”

也有怀着同情的，说的是巨鹿路Shimmer咖啡店边上的一个黑黢黢的外卖窗口：“热腾腾的锅气从洞口一样的窗户溢出来……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路过的快递小哥、不远处菜市场里做生意小贩或者一些不明身份的穷苦人，不论寒暑端着饭盒在外面狼吞虎咽，多是急急忙忙吃饭，跟手机里的人说‘马上就到了’，赶紧完成下一单……初次看到这比夜里的黑暗料理略高一等级的餐饮服务，还是在2021年的六七月间，看他们总觉得生计艰辛，让人心酸。”

城市文明的聚与散

《九路口》里出现了580多家店铺、71种业态、70个人物。这本书成为反映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“文化层”。

伊险峰和杨樱本来的确有为后人历史研究留下档案的想法。在书中，他们写到一位历史学家曾向他们提及治学的难处，“我们的各级档案馆忽略个人史的部分，个人的历史档案，个人文物很少有人收集整理”。这带来的问题是，未来想要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时，会面对一片模糊。

“未来，有人说起上海的2020年代时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”这种为未来留下档案的想法，成为他们写作的目的之一。《九路口》中有大量关于街面格局、店铺方位、装饰的细节描写。

记录之外，《九路口》也讨论了城市开发和规划的议题，比如“景观化”“迪士尼化”“士绅化”以及“市场力量与政府权力”“上海为什么没有诞生大企业”等。

很多人笔下的上海这片街区，侧重于“文化底蕴”的角度，关注海派文化。伊险峰则希望探究“文化底蕴”背后的力量。“我们想要探讨的是‘权力’的问题，这个城市形成最终是什么样的力量（主导的）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些人到这里能生活下去，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生活不下去了，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。”

是什么驱使人们在几十年中源源不断会聚于此？杨樱的观察与常识契合：人可以在此维持生计，这构成了“聚”的基础。“比如莫先生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来做生意，这个区域就是可选的。因为其他地方可能租金便宜，但是人群没有这样的档次和消费力。从生意人的角度，要租金合适，要人流、客群好，这个地方一直是很好的地段。”而莫先生扎下根后，又带来了家人，在此繁衍后代。后来者可能接手生意，可能做了别的工作。

作者将“九路口”的商业蓬勃，归结为“权力不干预”的结果。书中写道：“上海一波一波的热闹，是放权的结果。保罗开店，与允许自谋职业，允许房屋交易，允许经营餐饮等政策相关；华亭路开始卖衣服，有流动的放开，有眼界的放开，有经营者薄赋轻徭的政策——否则个个穷得要死，还要交各种税，谁来支撑场面？”他们还写道：“当公共管理者开始把自己当成CEO的时候，它就像那个游戏里的贪食蛇，越灵活，越大，越有势力，也越危险。”

书中同样记录了突然而至的变化。那种独立自主的、相互不打扰的状态改变了。一位市民这样说：“以前每个人都有自己买衣服的店，有自己爱吃的店聚富配资，一点点少了，没有了。”“然后，很多自己聚集起来的生意，都被打破了，重新分配。金陵路，很多年都是音乐乐器，有廊街的路，房子很好看，旁边都是琴行，十几二十年了，都被拆了。都被打散了。”

两位作者对独立的、自由的、个性化的商业形态的赞赏和对垄断力量的警惕，也会通过对店招的评论流露出来。他们在巨鹿路上看到一个投资公司请某大书法家题写的匾，便这样评论：“这种看不出来的投资公司通常背景深厚，总是有不凡的雅好，或者大气磅礴的俗气，唯一不受干扰的就是钱。”隔了几段，又杀了个回马枪，批得更犀利了：“（这个投资公司的门面)混杂了中年艺术与铜臭艺术。”

城昊商行，商品标牌，艺术品伊险峰摄

对于普通人勉力支撑的小本经营，他们怀有敬意。太原路126号有家烟纸店“昊诚商行”。小店开在那里有20多年了，店主是一对老夫妻。夫妻俩喜欢把店里所有货品都用毛笔写在纸上，多的时候有几千条，一笔一画，端端正正。这些货牌曾被拆掉。作者留下了这样的评论：“（写上自己的经营范围）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但如果你把所有商品都罗列在此，就是一种艺术。”

《九路口》出版以后，引发了一场争议。书中的受访者、“小李水果摊”社群主理人小李在网上发文，称作者侵犯了他的隐私权：“自己和他家人（原文如此，指小李的母亲）曾经和《小鸟与好奇心》主编小杨聊天的内容，都在没有询问是否可以出版，是否涉及隐私的前提下，公然出现在书页上。”于是，对这本书的讨论添加入另一个公共话题——“受访者的隐私权和写作者的权利如何平衡？”接受采访时，伊险峰说：“这个问题和媒体本身处于哪个阶段有关系。但主要的问题还是，就如我们在声明里所说的，我们之前已经明确告知采访是要写书。”

对话伊险峰、杨樱：希望讨论这40年里的机会是如何诞生的

第一财经：你们的第一本书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，写的是沈阳两位“70后”工人子弟如何成长为中产精英。《九路口》描写当下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街区。能说说这两部作品的联系，以及写作时的不同感受吗？

杨樱：我们这一代人，70后、80后都受益于改革开放，我们拥有能够发挥自己创意的自由，在此基础上，有了市场的有机迭代。这些东西都在这40年的框架里。

这40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这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母题，不论是写张医生和王医生的命运还是街区，我们探讨的话题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指向这样一个母题：改革开放的40年的确给了很多人机会，我们希望探讨，这些机会是如何诞生的，如何落到某一个人头上的，又究竟在每个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？

伊险峰：写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是以上帝视角去看的，去看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。而写《九路口》时，我们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，和这条街上的人共同经历了一些变化，我们总体就是以身处其中的状态来介绍这里的变化。我个人觉得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更招人看，因为写的是人的命运，故事情节强。但是看《九路口》需要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熟悉度。其中的一些关于店招罗列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难读，但这些我们必须记录下来。还有很多事，只有在这里有过共同经历的人才能看懂，不然体会不到。

写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的时候，我会去阅读一批关于“单位制”的书，也会阅读一些关于工人子弟成长过程的著作，比如《学做工》《识字的用途》等。写“九路口”的时候，则涉及很多关于“城市开发”和“城市更新”材料的阅读。在《好奇心日报》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围绕“城市应该成为什么样”这个话题做过三年报道。我自己也写文章，也派记者去写。我写的时候，主要是靠读书，当时把市面上有关“士绅化”的书都买来了。

某种程度上，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（2008年创刊）时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和隔了十多年以后再看“九路口”这个地方，理解会有不同。知道得越多，看一个东西就越能看到有价值的点。

第一财经：你们写的“九路口”，一直是上海的潮流中心，是人们感知“海派文化”的入口，什么样的微观机制促成了这个地方的独特性？

杨樱：上海其实是有很多个潮流中心的，比如，一度陆家嘴是，虹口的四川北路等地都扮演过这个角色。但是要论街头文化和服饰潮流，这一定是个很核心的地方。因为淮海路一直是时尚中心，虽然热度有所下降，但作为一个场景，它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。

我的观察是，这个地方容许一个人以可承受的成本安居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基础。书中写到的范阿姨是卖服装的，她可以在路边有一个10平方米的店，但是在环贸可能吗？这样容纳小生意人生活的空间，和街区的繁荣是互为因果的。即便有人在这里生存不下去了，也会有新的一家店过来，他们各自都有引领潮流的能力，这是一个不断滚动向前的过程。

我们写的这个地方，基本保留着100多年前的纹理，这是它非常有趣的部分。写作中，我们也对每个时间段留下的痕迹非常感兴趣。它们没有被统一规划过，而很多人在这里头得到了机会，就发展起来了。而自上而下的大型改造，则可能把这里摧毁。

第一财经：《九路口》里有大段店招的罗列和评论。写作的时候是否有过取舍和权衡？对这部分内容，有些读者会感到很有意思，另外一些可能无感。

杨樱：我们做这件事，从个人角度上是感觉蛮有乐趣的，其实就是一种“吐槽”，说说什么样的招牌是老派的，什么是时髦的，什么是自以为是的，什么是有品位的。至于别人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个乐趣，是因人而异的。如果一个人平时也会关注店招，那么他就能容忍我这么写。如果这个人平时不关注，那就会和这些文字擦肩而过。

店招本来就是个性化的表达，千篇一律的店招肯定没有趣味。我看到的这些店招都是很有烟火气的。城市的烟火气附着在哪里？其实就是对个人生活的展示。一个个人的生活也会通过店招展示。“九路口”这个地方是一个有机物，这里头的代表就是商店，它在街面上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店招。店招对于店主的意义大概就是：这个地方是你的，机会给到你，你好好把握。